入侵之害不容忽视

我国幅员辽阔，多样的地理环境为外来入侵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适宜条件。随着国际贸易往来的增多和人为活动因素扰动，外来物种入侵问题日益凸显。受访专家介绍，这些入侵物种普遍具有繁殖快、分布广、危害大等特征，对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部分“不速之客”繁殖能力和适应性强。许多外来入侵物种具有惊人的繁殖能力。一枚成年福寿螺一年可产卵20～40次，年产卵量达3万～5万粒；原产于北美洲的三裂叶豚草每株可产约5000粒种子，割5次后仍能再生，基本可以适应各种不同肥力、酸碱度土壤，不同湿度与水分条件，以及不同温度、光照等自然条件，被多国列为检疫性杂草或有害杂草，考验治理时效。

传播渠道多，分布面积大。外来入侵物种传播形式包括自然传播、人为传播等。自然传播主要借助水流、风力、昆虫迁飞等自然力量；人为传播通过人为引种、货物贸易、人员流动等方式扩散，加之扩散途径隐蔽，分布面积广阔。西南某市外来入侵物种在森林、草原、湿地3个生态系统中均有分布，入侵物种达13种。根据历史资料及日常监测结果，当地外来入侵物种尤其是重点物种的发生范围和面积整体呈不断扩散和递增趋势。

危害程度深，存在多方面潜在威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彩云认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经济生产还有人类健康都会造成危害。

比如外来入侵物种可能改变食物链结构，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破坏生态平衡，还可能与本土物种杂交致基因库污染，干扰本地生态系统结构。更进一步会威胁经济安全，西部某地研究部门报告显示，当地已发现外来入侵有害物种300余种，每年经济损失预估超60亿元。

防治体系仍需完善

为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我国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为防控工作奠定了政策基础，但基层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现实困难。

法规体系不完善，缺乏专门管理机构。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表示，我国2022年8月起实施《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但地方还没有出台针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法规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等。同时，一些地方没有建立健全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构体系，目前由农业农村部门的一些科室牵头负责，具体到乡镇一般没有人专职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力量有限。

监测预警系统尚存短板，现状没有完全摸清。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万方浩表示，目前监测预警系统不够健全，很多外来入侵物种在初期难以被发现，错过最佳防控时机。除少数外来入侵物种，如柑橘黄龙病、红火蚁、草地贪夜蛾有专项资金支持，监测预警更为系统和细致，绝大多数入侵时间长、危害大的物种如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福寿螺、人畜共患病菌等监测范围、水平均有待提升。

基础研究不深入，防控举措有待完善。有昆虫学家表示，地方专门从事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人员少，专项科研经费少，基础研究欠缺，一般出现问题后立项，科研力量和技术推广力量薄弱。

此外，防治方法存在局限性，赵彩云表示，物理防控适用于面积比较小的入侵初期阶段，化学防治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灭杀范围不够精准易殃及无辜。

例如外来入侵植物防控广泛采用人工铲除方式，费时、费工、费力，外来入侵动物防控主要采取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缺乏快速、有效、成本合适的大面积治理方法，集成化、体系化的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有待深入研究。

全链条阻击

采访中，专家表示，针对当前一些高风险外来入侵物种广泛分布难以根除的问题，应坚持遏增量与清存量相结合，强化源头预防、综合治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提升治理效能、斩断传播链条。

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专门管理机构。专家建议尽快成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导协调和联防联控机制，依据《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责任和治理措施。

健全外来入侵物种组织机构体系，在省市县配备专门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机构及人员，乡镇配备经过培训的专职人员，村组落实专门监管人员，形成上下联动防控网络，加强对治理区的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构建科学化、系统化、高效化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运行机制。

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掌握防控主动权。一些地方提出，全面开展入侵生物普查，完善入侵生物信息库与信息网站，构建预防与控制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明确防控重点，形成立体监测预警体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防控，同时通过遥感、生物传感器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性。

提升外来入侵物种全链条科研水平，充分发挥高新技术的支撑作用。万方浩表示，受环境变化、药物使用等影响，有些外来入侵物种产生了新的生理小种、抗药性基因型等，如入侵我国的西花蓟马已对多种常用化学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应从快速检测、早期预警、紧急扑灭、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生物防控、生物替代、影响评估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研究，形成从预防到控制的完整防治体系，为规范管理提供全面科学依据，为防治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