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中心、半边缘和边缘。这种层级结构在经济体、政治体以及文化体中都得到展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与中国不断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央密切相关。其中，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题中之义，更是题中之要义。

「时代机遇」

一方面，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公共管理知识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更无法引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进步。

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及诸多治理创新，很难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找到合适的对应与解释，更遑论其作为规范性理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进步。因此，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需要。

而且，公共管理学本身在西方一直面临“身份危机”。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公共管理是否具备发展独特理论、成为单独学科的可能性一直受到西方研究者的关注乃至质疑。这与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公共管理是囊括公共事务管理方方面面的大学科，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中国理应在确立公共管理学科身份、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治理试验场，不断探索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的新实践、新方向，为创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丰富且独特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中国在数字治理领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诸多创新探索。诸如“城市大脑”“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整体智治”等数字政府新形态，呈现领跑全球的趋势。作为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的先行者，中国率先遇到了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探讨和支撑的新领域、新问题、新风险。仅依靠在既有理论脉络中寻找解释线索，抑或在既有范式和概念框架之下增加数字相关的维度，越来越难以对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给予准确理解与适切回应，也无法对当下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领域风险给出准确认识。

寻求公共管理理论的“创造性毁灭”，是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中公共管理学界亟待回应的时代之需。中国在这场时代变迁中先行先试，为公共管理研究者基于中国实践创新公共管理理论、推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概念内涵」

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特指基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形成的关于公共事务治理规律的知识，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形成的整体。比较而言，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与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在问题意识层面，传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以西方先发国家公共管理经验为参照提出研究问题，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则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为提出问题的来源。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和发展，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需以中国公共管理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问题的来源，通过理解、解释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现象，创新基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自主理论。

在议题范畴层面，传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以公共组织、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范畴，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则以公共事务为核心范畴。当前，数字空间、AI技术等逐渐重塑组织形态、资源要素，去中介化、多重空间叠加的新场景逐渐取代以科层制、物理空间为主的社会场景，数据要素成为资源要素的核心内容。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应回归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关切——公共事务。这是回应外部世界快速变化的重要立足点，是公共管理学科存在的根本。

在价值取向层面，传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聚焦生产端，追求效率、有效性等，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则聚焦民众端，追求获得感、满意度。传统公共管理研究大多关注生产者维度，在价值取向上强调效率、有效性。中国国家治理素有“以民为本”的传统。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反复提及“人民群众获得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与议题范畴转型相匹配，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在价值取向维度上应转向民众端获得感、满意度。在超越政府中心主义、超越生产者视角的意义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可以为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积累许多值得考察的经验事实。

在目标方向层面，传统公共管理研究多“以中国为经验”，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则“以中国为方法”，解释中国公共管理现象，贡献公共管理普遍理论。毋庸讳言，基于中国实践的传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致力于为西方主导的公共管理理论作贡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体系性，即知识的有序组合，而非碎片化存在。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目标。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推动社会科学去反对知识的零碎化，这能够使社会科学达到一种有意义的客观性程度。”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应遵循“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将中国的公共管理经验、公共管理传统和公共管理现实问题作为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通过完整系统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管理现象，为人类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中国种类。

「核心议程」

当代中国进入公共管理的大时代。在积极政府权力观的影响下，公共管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亟需理论界形成更为系统和适切的完整解释。

以概念为基础，推动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在基本概念上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存在诸多差异，相当一部分中国公共管理重要概念并不能够在西方找到直接对应。这种差异构成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的关键基础。有学者致力于阐释“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既有对中国公共管理结构特征的总结，如职责同构；也有对中国公共管理过程机制的描述；还有对中国公共管理特定组织形态的解析，如社会组织。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化以及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概念互通，构成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起点。

以数据和社会计算为支撑，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迭代。研究方法是知识创新的基本工具。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在方法层面需进一步发挥公共管理研究者学科背景多样、方法包容性强的特征，积极拥抱日新月异的数据分析方法，开展“数字+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创新，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研究方法转型与跃升。

以公共事务与个体互动为核心，推动公共管理范式革命。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或将大大推动人类文明的去中介化，让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回归到人本身。通过连通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公共管理或可成为数字时代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场域，从而使公共管理的“身份危机”转变为“身份优势”，推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聚焦公共事务和个体互动，实现公共管理范式革命。

如同中国历时百余年从世界边缘不断走向中心一样，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是一项兼具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历程。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其摆脱依附走向自主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高度自觉和长期努力。过去，我们以西方为模板，引入工业时代的公共管理知识，实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从无到有。现在，我们“以中国为经验”，提出中国模式，贡献探索中的公共管理知识。面向未来，我们应“以中国为方法”，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在全球公共管理一般规律中构建体系性的中国种类，即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