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资本市场传来一桩“大买卖”。

旷达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沈介良，正式将手中28%的股份转让给了湖南株洲国资，一次性套现22亿元。

而令人惊讶的是，这还只是部分——沈家还留着22%的股份，按照协议，未来还能再套现至少18亿。

算下来，这一家子总共能变现40亿。

但你敢相信吗？

如今市值几十亿的旷达科技，30年前还只是一家集体小厂，沈介良接手时只花了173万。

从173万到40亿，投资回报高达2312倍！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操作，简直堪称资本“神操作”。

而更值得玩味的是：

这位年过七旬的企业家，并没有把企业交给早已介入管理的女儿，而是选择“卖给国家”。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信号？

不愿传给儿女？民企大佬纷纷选择“套现离场”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越来越多的第一代企业家，都不愿意让子女接班了。

为什么？

原因其实很现实：

一来，下一代不一定愿意接这个班。企二代有自己的兴趣和规划，未必都想扑在制造业。

二来，企业越来越难做。“富不过三代”像一道魔咒，与其硬扛，不如高位套现，设立家族信托，财富反而更稳定。

沈介良就是这个思路。

尽管女儿早已进入公司参与管理，但他从未打算让她全盘接手。

累了，就卖。

时机好了，就退。

于是他选择了株洲国资来接盘，双方以每股5.39元的价格成交。

你可能对这个价格没概念。

我帮你算笔账：

协议签署当天，旷达科技的收盘价是5.7元。

按资本市场惯例，协议转让价一般是市价的80%左右，也就是4.56元/股才合理。

但这次国资却愿意用5.39元/股——比市场价还高的价格来接盘。

可以说是相当“大方”了。

当然，国资也不傻。

协议里留了“后手”：

沈家以后卖剩余股票，价格不能低于5.39元/股，否则就要补差价。

而且沈介良还要把10%的股权质押给国资作为保障。

看得出来，国资对这笔交易既看好，又谨慎。

从大队书记到企业老板，一场改制造就亿万富豪

沈介良的故事，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

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江苏常州武进潘家曹家大队的书记。

那时候流行三种经济模式：

浙江的个体经济、广东的外资经济，和江苏的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说白了就是国企色彩浓厚，政企不分家。

也正因如此，很多行政干部顺理成章进入企业任职。

1984年，沈介良被调到武进第八毛纺厂做副厂长，因为管理能力强，很快升为厂长。

而旷达科技的前身，其实是武进太湖医院办的一家环保配件厂，因为业务没起色，后来转型做汽车内饰。

1993年，沈介良被调到这里当厂长。

他运气很好，踩中了汽车工业起飞的节点。

90年代，桑塔纳、捷达、富康等车型陆续国产化，汽车内饰需求爆发。

再加上江苏本来就是纺织大省，产业链齐全——天时地利，都被他占上了。

但那个时候，企业还是集体的。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区别不大。

转变发生在1998年。

内饰厂搞股份合作制改造，沈介良带着28个员工，共同买下了这家厂。

总共220万的净资产，作价220万出让。

其中沈介良一人出了173万，拿下77%的股权，成为实际控制人。

要注意：那可是90年代末，能一下子拿出170多万现金的人，绝对不简单。

看得出来，早在改制之前，他就已经“先富起来”了。

之后几年，他陆续收购其他职工手中的股权。

到2005年，股东只剩下两个人：他和他妻子张娟芳，一家集体小厂，彻底变成了家族企业。

2007年，引入创投；2010年，深交所上市。

上市15年，分红21亿，一半却都进了自家口袋

旷达科技2010年上市，至今15年。

从表面看，这家公司表现不错：

累计融资21亿，累计分红也达到21亿。

照证监会标准，相当于“没欠股市的钱”。

但仔细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分红的一半，都进了沈介良家族的账户。

也就是说，真正分给外部投资者的，只有10.5亿。

融了21亿，只还回去10.5亿，其实还没“还清”。

当然，从今以后，这事就跟沈家没关系了。

接下来要怎么经营、怎么分红，那是国资要考虑的事。

很多人问：企业做得好好儿的，为什么要卖？

其实从行业角度看，汽车内饰这行，早已不是蓝海。

门槛低、玩家多、价格战激烈，整车厂年年压价，但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却在涨，利润空间一年不如一年。

从旷达科技自己的财报就能看出来：2017年毛利率还有37%，到2025年只剩22%。

虽然没断崖式下跌，但趋势一直在往下走。

沈介良做了三十多年汽车内饰，他比谁都清楚：行业已经卷不动了。要么转型，要么升级。

但他已经70多岁了，女儿也不一定愿意扛这个担子。

既然如此，不如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