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浓重，寒风拍打着村口的老槐树，邵家小院的灯光昏黄而摇曳。

邵景松从上海回来才一年，村里人却已经嚼烂了他的故事。

“那小子去做上门女婿，没几个月就被踹回来了，肯定干了啥丢人现眼的事！”

“听说那上海女人嫌他土，懒得跟他过！”

街坊们的议论像刀子，刺得人心疼。

邵雨桐刚从田里回来，听到这些话，气得扔下锄头冲过去，指着那群人骂道：“你们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哥老实本分，离婚是他命不好，轮不到你们嚼舌根！”

她声音洪亮，泼辣的气势压得众人哑口无言，悻悻散去。

谁也没想到，这件事过去三十年后的一天晚上，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老屋的寂静。

我叫邵雨桐，出生在苏北一个叫槐树村的小地方，四周是连绵的田野和泥泞的小路。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只有我、哥哥邵景松和奶奶三个人。

爹娘走得早，我两岁那年，爹在山上砍柴时摔断了腿，没几天就没了，娘受不住打击，病了一场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哥哥才十二岁，瘦得像根竹竿，却硬是挑起了家里的担子。

他不爱说话，可干起活来比谁都卖力，村里人都说他像头倔牛，犟得要命。

我小时候最喜欢缠着他，他扛着锄头下地，我就在后面跟，踩着他留在泥里的脚印，咯咯笑。

他回头看我，总是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说：“雨桐，慢点，别摔了。”

那时候我觉得，有哥哥在，天塌下来也不怕。

奶奶身子骨一直不好，常年咳嗽，嗓子哑得像老树皮摩擦。

她年轻时熬过苦日子，腿脚落了病根，走路得拄拐，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

我五岁那年，她咳得吐了血，哥哥急得满村跑，找人借了辆牛车，把她送到镇上医院。

回来后，他跟我说：“雨桐，奶奶得吃药，咱们得攒钱。”

从那以后，他干活更拼命了，夏天顶着烈日割稻，冬天踩着冰碴挑水，手上裂开一道道口子，血水混着汗水往下滴。

我心疼得哭，他却笑：“傻丫头，这算啥，哥皮糙肉厚。”

我上小学时，哥哥就常跟我说：“雨桐，你得念书，以后考大学，走出这村子。”

我听不懂啥叫大学，只知道他眼里的光亮亮的，像天上的星星。

我考上县里高中那年，奶奶的病又重了，药费像流水一样往外淌。

家里穷得叮当响，连过年都没肉吃。

哥哥十九岁，初中没念完就辍了学，整天在村里给人扛包、修屋顶，可那点钱哪够用。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烟雾呛得他直咳嗽。

奶奶拄着拐过来，劝他：“景松，别太拼了，歇歇吧。”

他抬头，声音闷闷的：“奶，我不出去打工，咱家咋办？您得治病，雨桐得念书。”

奶奶眼眶红了，叹了口气，没再吭声。

第二天一早，哥哥收拾了个破布包，里面塞了两件旧衣裳和一双磨破的鞋。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我，眼里有点湿意。

我跑过去抱着他哭：“哥，你别走，我不上学了，咱们在家种地也行。”

他蹲下来，摸摸我的头，声音沙哑：“傻丫头，哥不走，奶奶怎么办？你怎么办？我在外面挣钱，你好好念书，别让哥白辛苦。”

我抽噎着点头，他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那天风很大，我站在门口看他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再也看不见。

哥哥走后，家里冷清了不少。

奶奶常坐在门槛上，盯着村口发呆，嘴里念叨：“景松这孩子，太苦了。”

他每隔几个月寄信回来，信封里夹着几张皱巴巴的钱。

我拿给奶奶看，她让我念出来。

信里没啥花哨话，就说他在城里干活挺好，让我们别担心。

我念完，奶奶总是抹泪，说：“这傻小子，肯定没吃饱。”

我知道，哥哥在外面肯定不轻松，可他从不说苦。

我拿着那些钱，小心翼翼地收好，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辜负他。

他在外头漂了六年，从苏北到苏南，又跑去了上海。

每次寄钱回来，数目都不多，可从没断过。

我念高三那年，他信里说找到个稳定的活儿，在上海一家厂子里干，每天能挣二十多块。

我算了算，那点钱在城里也就够吃饭，可他还是挤出一半寄回来。

奶奶的药没断过，我的学费也凑齐了。

高三下学期，我考了个全县前十，老师说只要高考发挥好，大学没跑。

成绩出来那天，我跑回家想告诉奶奶，她却躺在床上，喘得厉害。

我吓坏了，赶紧去喊村里的大夫。

大夫摇摇头，说：“老毛病，拖太久了，得去大医院。”

我攥着拳头，眼泪直掉，心想哥哥要是知道，肯定得急疯了。

那年夏天，哥哥寄了封信回来，说他在上海攒了点钱，打算过年回来一趟。

我高兴得睡不着，拉着奶奶说：“奶，哥要回来了，咱们给他做好吃的。”

奶奶笑得皱纹都开了花，点头说：“好，好，给他包饺子。”

可我没想到，他这次回来，不光是一个人，还带回了更大的变故。

那是后话了，当时的我，只想着哥哥回来，家里就能热闹起来。

六年没见，我都快忘了他的模样，只记得他走时那双粗糙的手，和眼里藏不住的疼惜。

哥哥邵景松回来的那天，是个大雪纷飞的冬日。

我高考刚结束，考得不错，心里正盘算着填志愿的事。

下午，我和奶奶在堂屋里烤火，炉子里的柴噼啪作响，屋外风声呼啸。

突然，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探头一看，哥哥站在雪地里，肩上扛着个旧布包，身后还跟着个女人。

我愣住了，六年没见，他瘦了不少，脸被风吹得黑红，眼角多了几道细纹。

可他咧嘴一笑，还是那个熟悉的模样：“雨桐，哥回来了。”

我高兴得跳起来，跑过去抱住他，差点没把他撞倒。

他拍拍我的背，笑得喘不过气：“丫头，长高了啊。”

他身后的女人走上前，自我介绍叫戚曼云。

她穿着一件深红呢子大衣，围着条毛围巾，眉眼细腻，皮肤白得像城里人，整个人透着股洋气。

她冲我笑笑，声音轻柔：“你就是雨桐吧，景松常提起你。”

我有点局促，点点头，心想这女人跟我们村里的婶子们完全不一样。

哥哥拉着她进屋，奶奶拄着拐出来，看到戚曼云，先是一愣，然后招呼她坐。

戚曼云放下手里的包，从里面掏出几包点心和一罐茶叶，说是给奶奶带的。

奶奶接过来，手抖了抖，低声说：“这丫头，真客气。”

那天晚上，家里难得热闹。

哥哥烧了一锅热水，给我们仨泡了脚，又从包里翻出几块硬邦邦的馒头，分着吃了。

我嚼着馒头，听他讲这几年的事。

他说他在上海一家厂子里干活，后来认识了戚曼云。

她是厂里会计的侄女，有次来厂里帮忙，俩人聊了几句就熟了。

她教他怎么跟人打交道，还带他去城里转悠。

哥哥说得眉飞色舞：“雨桐，你没见过黄浦江，那水宽得一眼望不到头。曼云还请我吃小笼包，皮薄得透光，咬一口满嘴汤。”

我听着，想象那场景，眼里全是羡慕。

戚曼云坐在旁边，笑着补一句：“你哥笨得很，吃第一个就烫了嘴，龇牙咧嘴的样子可笑死了。”

哥哥挠挠头，嘿嘿笑了两声。

我看得出，哥哥跟戚曼云在一块儿的时候，整个人都活泛了。

他以前回来，总是板着脸，话少得像挤牙膏。

可这次，他眼里有光，说话也多了，连奶奶都忍不住夸：“景松这回精神头足，看着像回事。”

吃完饭，戚曼云帮我收拾碗筷，手脚麻利，一点不娇气。

我偷偷问哥哥：“哥，她真是城里人？”

他点头，低声说：“她家在上海有房有铺子，比咱强多了。可她不嫌我，我觉着挺好。”

我心里一暖，觉得哥哥总算熬出头了。

可那天深夜，我睡不着，翻身时听见堂屋里有动静。

蹑手蹑脚过去一看，哥哥和奶奶正低声说话。

奶奶声音沙哑，带着忧虑：“景松，那丫头家境好，跟咱差太远，你俩不会有好结果。”

我屏住呼吸，躲在门后听。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奶，我知道她家看不上我，可我跟她是真爱。她家嫌我穷，我说了愿意入赘。只要入赘，她家有钱，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雨桐上大学也不愁了。”

奶奶叹了口气：“你想好了？这上门女婿可不好当，吃了苦别回头怨。”

哥哥声音坚定：“不怨，我跟她处了这几个月，觉得值。”

我缩在门后，心跳得厉害，既为哥哥高兴，又有点不安。

几天后，哥哥跟我说，他和戚曼云要结婚了。

她家在上海定了日子，打算先在那边办一场，再回村里摆几桌。

奶奶听了，皱着眉没吭声，我却高兴得拍手：“哥，那我能去上海看看不？”

他笑笑：“等结了婚，哥带你去。”

没过多久，村里就热热闹闹地忙开了。

戚曼云带来的钱不少，哥哥拿出一部分修了院墙，还买了猪肉和白面，说要给奶奶好好补补。

婚礼那天，天刚蒙蒙亮，村里人就来了，院子里搭起红布棚，桌上摆满酒菜。

戚曼云穿了件大红裙，眉眼弯弯，像画里的人。

哥哥换上新衣，站在她旁边，笑得像个傻子。

锣鼓一响，鞭炮炸开，我拉着奶奶站在门口看热闹，心里满是欢喜。

婚礼很隆重，村里好些年没这么热闹过。

戚曼云的亲戚从上海来了几个，开着小轿车，村里人围着看稀奇。

酒席散了，他们俩坐车走了，说是回上海安顿。

我送他们到村口，哥哥回头冲我挥手：“雨桐，好好念书，哥等着你考大学！”

我使劲点头，眼泪却掉下来。

车开远了，我还站在那儿，直到看不见影子。

奶奶拄着拐过来，拉住我的手，喃喃道：“这孩子，心大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想着，哥哥有了戚曼云，日子肯定会好起来。

那之后，家里安静了不少。

奶奶常坐在门槛上念叨：“景松这回算是有盼头了。”

我也埋头复习，准备高考，想着考好了就能去上海找哥哥。

可我没想到，这场婚礼，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的我，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哥哥邵景松和戚曼云结婚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婚礼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回了上海，我站在村口送他们，车尾扬起的尘土模糊了视线。

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是哥哥寄来的，信里没多写什么，只让我好好念书，别挂念家里。

大学四年，我忙着读书打工，偶尔写信给他，可回信越来越少，最后干脆没了音讯。

奶奶问我：“景松咋不写信了？”

我只能安慰她：“哥忙着挣钱呢，上海日子不好过。”

可我心里也犯嘀咕，总觉得他那边出了什么事。

一年后，哥哥回来了。

那是个阴冷的秋天，我刚放假回家，推开院门，看到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瘦得像根柴火，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

他抬头看我，勉强挤出个笑：“雨桐，回来了？”

我愣住，扔下包跑过去：“哥，你咋这样了？”

他拍拍我的肩，低声说：“没事，就是累了。”

奶奶拄着拐出来，看到他这模样，眼泪一下掉下来：“景松，你咋弄成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和曼云离婚了，净身出户。”

我脑子嗡的一声，问他为啥，他只是摇头，拿起爹留下的刻刀，低头弄起木雕，像啥也没发生过。

从那天起，哥哥变了个人。

他不提上海，也不提戚曼云，整天闷在屋里刻木雕，手指磨出一层层老茧。

我试着问过几次，他都摆摆手：“别问了，过去了。”

奶奶叹气，拉着我说：“雨桐，别逼他，他心里苦。”

我只好作罢，可心里总堵得慌，想不通那么甜蜜的两个人，怎么就散了。

日子慢慢过，哥哥的木雕越做越好，村里人开始夸他手艺精。

他攒了点钱，给家里修了屋顶，还买了台收音机给奶奶听戏。

日子好歹有了起色，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份文员工作，后来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店，生意还行，家里终于不那么紧巴巴了。

哥哥的木雕渐渐出了名。

他用在上海学的那点经商头脑，找了个镇上的商贩，把木雕卖到城里去。

后来，他自己做了个小牌子，叫“松木记”，生意越做越大，连省城都有人来订货。

我每次回家，看他忙得满头汗，心里挺高兴，可他脸上总没啥笑模样。

奶奶晚年过得舒坦，哥哥给她买了新棉袄，还请了镇上的大夫定期来看病。

她走的那天，躺在床上，拉着我和哥哥的手，笑着说：“景松，雨桐，你们好好的，我知足了。”

她走得安详，哥哥跪在灵前烧纸，眼泪一滴滴砸在地上。

我抱着他哭，他却拍拍我：“别哭，哥没事。”

奶奶走后，家里就剩我和哥哥。

他还是那样，不爱说话，埋头干活。

村里媒人给他介绍过不少对象，有寡妇也有没嫁的姑娘，他都推了。

我问他：“哥，你不想再找个伴？”

他笑笑，声音低沉：“够了，雨桐，你过得好就行。”

时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我在省城安了家，开了个小公司，偶尔回村看看他。

他五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腰背却还挺得直。

村里人早忘了他的婚事，我也很少提起，好像那段往事被风吹散了。

可我知道，哥哥心里藏着东西，只是从不说。

直到他回来第三十年，那天晚上，风刮得老屋吱吱响。

我回村过周末，正帮他收拾木雕的工具，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我皱眉，嘀咕着：“这么晚谁啊？”

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个年轻人，身穿精致昂贵的大衣，皮鞋锃亮，气质冷峻，跟这破旧的村子格格不入。

他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开口就问：“邵景松在吗？”

我愣了愣，回头喊：“哥，有人找你！”

哥哥慢吞吞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块没刻完的木头。

他抬头看清那年轻人的脸，脸色瞬间煞白，像见了鬼，手里的木雕“啪”地摔在地上，碎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