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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高校接连失去多位正值学术黄金期的中青年教师：48岁的浙江大学国家杰青刘永锋在学术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经两月抢救无效离世；辽宁大学44岁教授祝志川因病去世；32岁的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青年教师刘志远心脏骤停离世；郑州航院仅46岁的张金蕾在评为副教授一年多后猝然长逝......

这些令人扼腕的案例，在五一劳动节这个纪念“八小时工作制”、致敬劳动者的特殊节点，残酷地映照出了高校教师的生存困境：科研指标、教学任务、行政事务的层层叠加，让“007”成为高校教师的常态，也让他们在无休止的考核中透支健康，乃至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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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工作下的健康危机

针对高校教师的日常工作时间，北京工商大学刘贝妮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她以437名高校教师的工作时间长短和时间分配为主线，展现出高校教师群体的真实工作状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高达52.3小时，远超《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上限，超出法定工时18.8%。这一数字并非偶然，而是高校教师长期处于“隐形加班”状态的直接体现。

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而言，他们的工作远不止课堂上几小时的授课。在课后、夜晚、周末甚至寒暑假，他们仍在伏案备课、批改作业、撰写论文、申请基金、参加学术会议，甚至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据刘贝妮教授的《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研究》显示，在寒暑假期间，高校教师的每日平均工作时间长达6.6小时，而即使是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他们也需每天抽出4.4小时进行工作。他们的假期，不过是“换个地方工作”。这种高强度、多线程的工作模式，使得高校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界限日益模糊，“007”也已成家常便饭。

在超额工作时间的侵蚀下，高校教师的身体逐渐亮起红灯。此前，已有研究明确指出，高校教师群体体检异常率高达90%，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教师更是有70%之多。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等职业特性，导致高校教师群体心梗、脑溢血等心血管疾病风险激增，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等慢性病发病率也远超普通人群。更令人痛心的是，持续的心理压力对免疫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导致癌症（如肝癌、肺癌等）风险呈指数级上升。

更严峻的是，过劳死的阴影也逐渐笼罩这一群体。过劳死，是指因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心理压力过大，从而出现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由于救治不及时而出现致命的情况。高校老师因超负荷工作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人都处于过劳死的潜在风险区。

在《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特征及其成因研究》中，吴新辉、李想对2012-2021年媒体报道的52起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案例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平均年龄为46岁，多发于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城市和工学、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其中，男性占78.8%，正高级职称者达57.7%。

女性教师虽过劳死比例较低，但面临“学术+家庭”的双重负担。除科研压力外，育儿、家务等责任使她们更易陷入身心俱疲的状态。

超时工作不仅损害身体健康，也深刻冲击着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腾讯——麦可思大学教师职业倦怠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高校教师每学期都会在工作中感到“精疲力竭”，本科院校教师因“科研压力”倦怠的比例高达61%。在社交平台上，部分教师形容自己“像被掏空”，对工作失去热情，甚至产生自我怀疑，并因个人职业成就感低陷入倦怠。在长期的高压下，一些教师出现了脱发、失眠、焦虑、抑郁等情况，有的甚至产生轻生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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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生存的双重挤压

近年来，高校教师群体的过劳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究其原因，这一群体的工作压力不仅源于传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更随着“非升即走”制度下的生存焦虑、繁杂的行政事务、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负担而不断恶化。

近年来，“非升即走”制度在国内高校广泛推行，其初衷本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科研活力。然而，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异化，部分高校甚至设置过高的科研指标，未达标者则面临解聘或转岗。更极端的情况是，一些高校竟将未晋升的博士教师强制调至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严重打击了教师的职业发展信心。在这种高压环境下，青年教师不得不放弃高质量但耗时的学术探索，转而采取短期化策略，以增加发表数量。此外，由于考核标准的不透明和动态调整，许多教师都陷入了无限循环的焦虑中，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教学与行政的双重挤压更是让教师雪上加霜。根据邢春冰与许敏波《高校扩招、师生比下降与教育质量》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过程中，教师数量增长缓慢导致普通高校的师生比从1990年至2016年下降了70%。”师生比失衡，导致许多教师每学期需承担多门课程，每周的授课时间也被拉长，还需进行批改作业、指导论文等额外工作......

除了教学与科研这两项核心职责，现实中，高校教师的行政事务也在不断增加，填表、会议、评估等非学术性工作，进一步挤占了教师的自主时间。一些教师甚至被要求担任班主任或辅导员，处理学生事务。然而，这些事务往往时间紧迫，且与教师的核心工作形成冲突，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核心任务。

这“三座大山”的叠加，使得教师的工作负荷远超合理范围，最终导致职业倦怠的滋生与蔓延......

此外，高校教师的经济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尽管高校教师被视为高知群体，但其收入水平却与这一职业光环严重不匹配。此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47.7%的高校教师年薪不足10万元，85.9%的年收入低于15万元，远低于国际同行水平。

尤其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微薄的薪资难以支撑家庭开支，部分人甚至需要依赖父母、配偶或兼职维持生计。这种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不仅削弱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影响了其学术创新的积极性。

03

教师过劳，何解？

当下，高校教师过劳现象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有效缓解高校教师的过劳问题，应从制度优化、评价体系改革、待遇保障、心理健康支持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

首先，改革评价体系是减轻教师负担的关键。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克服“五唯”弊病，探索长周期评价，突出质量导向，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部分高校也已开始试点分类评价机制，使评价标准更加符合学术规律。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育人成效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让教师从“短平快”的科研压力中解脱出来，回归教育本质。

其次，应减少行政事务对于教师的影响，让教师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上。2024年8月，中gong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就提出，“学校和教育部门要支持教师维护合法权益。大力减轻教师负担，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为中小学、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改善薪资待遇，也是缓解高校教师职业压力的关键举措。高校应优化绩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基础性绩效占比，减少对年终一次性奖励的依赖，确保教师每月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应完善各类福利保障，如提高住房公积金、提供住房补贴等，减轻教师生活负担，使教师能更加专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

此外，加强心理健康支持同样至关重要。2024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就对如何保障教师群体的身心健康提出相关意见。措施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应每年组织教师进行一次体检，并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辅导等服务，同时为教师建立健康档案。鼓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教师开展休养、理疗保健等活动，对当地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并对他们进行健康宣教等服务。

高校教师过劳问题的改善不仅需要制度支持，教师个人层面的调整同样至关重要。教师应注重劳逸结合，合理安排生活节奏，避免长期熬夜；同时，培养运动习惯，以缓解持续精神紧绷、久坐等带来的健康风险。此外，应建立定期体检意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重点关注心血管、颈椎等教师常见职业病。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接受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理性看待理想与现实差距，在科研产出、职称晋升等方面设定合理预期，平衡事业发展与家庭生活，实现学术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劳动节，我们不该止步于讴歌教师的劳动奉献，更应呼吁让这群知识创造者享有免于过劳的尊严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