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被出成阅读题目，而我并不会做。”近日，青年作家王彤乐发帖称，自己发表的一篇文章被选为某地初二语文期末考试的试题。但试题中的一道选择题自己做错了，另外三道偏主观的题，自己也答得不够全面。

据她自己说，她在做题时第一个排除的答案，没想到就是正确答案。这个桥段，也为她的“做不对题”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作者“理解”不了自己的文章，这不是个别现象。2022年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一篇文章被选为考题，因为太难学生于是到微博上向作者求助，作者直接把原文拍了下来，学生这才发现作者并没有什么“深意”；2019年王亚创作的散文《清明》出现在某地高二年级语文统考的试卷上，原作者在做这道满分20分的阅读理解题时，只得了6分；2018年，作家周国平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分数还不如学生”；2017年某地高考试卷，有一道阅读理解问鱼眼里“一丝诡异的光”是什么，学生问了作者，作者只好放了张鱼的表情包，说“这就是诡异的光”……

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堪称不胜枚举。对此也有“专业”的解释，称作者想法和读者理解不会统一，考题考验的是学生“阅读能力”，“读者接受”本来就未必符合作者原意云云。

但无论怎样解释，都掩盖不了一种尴尬：作者本人无法理解自己，更直白点说，是他们无法理解出题者。至于读者接受对文学的“再造”，也实在无法圆场——这不是学生在自由阅读，发散地谈自己的读后感，而是做题，是在想方设法揣摩出题者的意图。这更有可能的是，出题人自己“想太多”了。

文学阅读当然和考试做题不同，但也应该追问的是，考试做题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揣摩出题人的意图、拿到高分数，而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理解能力，写出更好的文章，掌握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基本逻辑。而现在的问题是，出题者自己都误会了作者，却要学生理解自己，最后的结果恐怕不是学生理解了文学，而是理解了出题者的脑回路罢了。

当然，想要出一种完美的题目本来也不容易，尤其是语文这种主观性极大的科目。但是这种作者和出题者的反差，多少是个提醒：由此引导学生对文学创作和意图的理解，很可能是存在偏差的，“得高分”和“懂文学”很可能完全无关。

而且这也可能引导一种狭隘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有正确的理解，也有精准的答案，却忘了文学本身的开放性和多义性。

这让人想到了前几年掀起的给经典文学作品打差评的风波，比如说《红与黑》是“凤凰男的逆袭”、《包法利夫人》是“爱慕虚荣的白穷美”、《英国病人》《安娜·卡列尼娜》是“冠冕堂皇给婚外情洗白”、《廊桥遗梦》是“教唆中年主妇抛弃家庭放飞自我”等等。这些解读，有标签和答案，却无悲悯和共情。当然，这些不能都归为语文教育的问题，但却和一些阅读理解试题的错位有思维上的共性：一定要给丰富的语义空间一个简短的、所谓精准的定义。

那么也应当考虑，在阅读理解的试题中，是否应当缩减主观发挥的部分，而将语文教育引导至对客观的基础能力的考查？比如遣词造句的运用，主谓宾的分割等。这些题目，可能无法展现出题人的“精妙水平”，也无法拉开过大的分差，但无论是从尊重作者和文学，还是提高学生文学理解能力的角度，可能都是更恰当的。（光明网评论员）